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 ——新时代翻译研究(3)

胡开宝就目前国内翻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语料库批评译学研究及其话语构建为例展开探讨。他认为，国内的翻译研究依然是一种消费型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很少，主要问题表现如下：其一，应用翻译学研究过多，理论翻译学研究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其二，翻译过程研究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其三，译学理论研究多为西方理论的背书式研究，原创性差强人意；其四，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五，口译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口译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六，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的诸多理论问题悬而未决。胡开宝还指出，学界应当重视翻译研究的“六观”，即学科观、文化观、历史观、现实观、认知观和经验观等，积极开展过程导向和功能导向的描写性译学、以中译外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批评译学研究和语料库口译研究等，推动实现译学研究的创新、建立译学研究新范式。

5.结语

本次研讨会以解读张柏然翻译思想为旨要，深入探讨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跨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问题等，最终落脚于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张柏然立足传统和当代，放眼中国与西方，坚持翻译本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之路上不懈求索。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上的卓越建树，更有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求真向善的治学风范。我们应当继承张柏然的未竟之志，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和未来，梳理中国翻译经验，构建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书写属于中国译学的辉煌篇章。

吴志杰，2011，和合翻译研究刍议[J]，《中国翻译》（4）：5-13，96。

许钧、穆雷，2009，《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辛红娟，2005，从对话理论看双语词典编纂者与读者的互动[J]，《外语与外语教学》（2）：55-58。

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2018，《杨宪益翻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柏然，2008，顶天立地搞科研领异标新写春秋——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纵横谈[A]，《外语教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张柏然，2008，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J]，《中国外语》（4）：1，85-86。

张柏然、辛红娟，2008，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课题[J]，《中国外语》（3）：79-82。

张柏然、姜秋霞，1997，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2）：7-9，16。

张柏然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双语辞典编纂家，曾任中国辞书协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张柏然对中国翻译学建设有着前瞻性的文化自信，早在1997年就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为纪念张柏然在推动构建“中国翻译学”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探讨新时代翻译研究的趋势和方向，2017年12月2—3日，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与新时代翻译研究高端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办、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新时代翻译研究高端论坛暨张柏然教授翻译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并就张柏然翻译思想、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共同探索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走向与话语体系构建问题。1.张柏然翻译思想研究作为推动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先驱者，张柏然数十年来始终致力于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生发点，认为“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张柏然、姜秋霞（1997：8）认为：“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杂乱到系统化的过程，只要我们认定这一目标，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终究能够实现的。……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无论是硕博士人才培养，还是双语词典编纂，都能够系统体现张柏然构建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学术努力，他坚持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换及中西融合的问题。辛红娟在大会发言中以“张柏然翻译思想的文化战略考量”为题，系统论述张柏然关于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批判与借鉴、对中国翻译传统的吸收与弘扬及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和翻译人才培养等的学术观点，深入解读其立于“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文化战略高度对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较全面地呈现了张柏然翻译学术思想史。姜秋霞从哲学角度剖析中西译学，探讨中西译学的差异、共通与交融等问题。她认为，中国译学侧重体验性，体现人文特质，不管是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信达美”或焦菊隐的“整体（全局）论”，均强调整体性，注重意会，而非分析。支撑西方译学思想的理性哲学、形式哲学、实证主义思想等，则追求绝对理念、普世规则，侧重逻辑和科学，体现科学特质。虽然中西译学的哲学基础截然不同，但中西文化思想是共通的，都追求真理和普遍性，学界完全能够“开展译学对话，逐渐适应在理论‘他者’的注视下，进行理论的调解、兼容与相互阐发”（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2018：6）。姜秋霞继承并发扬张柏然的译学观点及研究方法，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把握中西译论的差异，分析中西译论的共通之处，呼吁学界关注西方译学思想及中国古代译论对新时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张柏然（2008：86）曾指出，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要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张柏然不仅是翻译理论家，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对张柏然而言，可以说，他翻译实践成就的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四十余年的英汉辞典编译工作中。魏向清以张柏然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样本，对其“求真、向善、爱美”的辞典翻译理念进行了较全面的解读。张柏然在编纂双语辞典时，突破一问一答的传统、被动型读者—词典关系，“立足于时代的需要，肩负人类交流对话的使命，在编纂过程中与读者对话，召唤读者参与创作词典文本；基于对读者的信任，对读者的‘先知’和‘统觉背景’提出对话的要求，并在对话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一定的‘空白’，以促生读者的文化自觉、修辞自觉和文学自觉”（辛红娟2005：58）。作为治学良友、翻译顾问的双语辞典与翻译理论研究息息相关，共同成为张柏然翻译思想、翻译实践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许钧认为张柏然率先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有学问，勇于探索的学者。自1976年起，张柏然开始从事双语辞典编纂工作，充分利用语料库进行辞典编纂，主持创建“南京大学英汉语料库”“英汉双语词典计算机编纂软件系统”，将语料库理论运用到《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全过程中，开创中国语料库辞书编纂先河。2.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性能够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根本属性，主要是因为“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翻译自身，还要放眼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必须不断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同时力求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许钧、穆雷2009：17）。新世纪以来，张柏然在多个场合呼吁翻译学界在交叉学科之间寻求切入点，发掘新思想，在他看来，现代科研课题往往需要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因为现代科学研究的课题大多处于几个学科的交叉地带。这对于只精通一门专业的学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翻译学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哲学、美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信息科学、思维科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张柏然2008：4-5）。因此他呼吁学人们从两门学科之间搜寻目标和具体课题，收集材料和论据，悟出新的论点，引出有益的思想，开展研究工作。刘华文对当下翻译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儒家思想不断改变自身学理边界的模式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学理定位提供了参考，翻译学可以通过与其他不同学科的交叉，不断变换边界，丰富学理内涵。如何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对于这一问题，刘华文指出，翻译研究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理论性上，对已经“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文本的理解，可以与语言学、叙事学、诗学和哲学四个学科的理论开展交叉融合研究，既可以做到“贴地而行”的实践指向的研究，也可以做到“凌空而飞”的理论指向的探索。依托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宏阔历史语境，校准上述四个学科领域中可以与翻译思想研究相互跨越的理论方向，既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又有益于翻译学自身的学理建设。祝朝伟探讨了“后现代哲学视域下杂糅文本的翻译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廓清后现代互文性与差异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类在后现代语境下得以凸显的“他者”，为我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问题与翻译伦理问题带来新思路。研讨会分论坛代表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研究、特殊用途文本译介等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了广泛探讨，由此可见跨学科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边界，更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我们在拥抱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翻译学科研究的理智与自信———翻译研究的本体只能是“翻译”，研究者在运用相关学科成果或方法研究翻译问题时，应将整个研究落实在翻译上，围绕翻译的基本问题展开，不能让翻译研究落入外围研究的境地。3.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当下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下，与会学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传播，将目光投向非严肃文学翻译与传播，如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中国科幻小说如《三体》《北京折叠》等，网络小说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甄嬛传》等在国外的良好传播效果，让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或许可以另辟蹊径。陈伟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涉及一对张力，张力的一端是对内，即为什么要走出去；张力的另一端是对外，即国外读者的接受理据。国外读者的接受问题并非简单化的个体问题，应当置于个体受众所处的宏大社会环境背景中去考察，比如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阻抗问题，还有宏观的文化或价值观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偏好问题。任何一种翻译行为、翻译实践，都不是独立的，也都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翻译实践或某个翻译产品的产生最终仰赖于特定参数的张扬，如何对这些参数进行平衡，仍值得人们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根本目的是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但文化软实力很难界定，这也是正统严肃文学在国外接受情况不太理想的原因之一。要达至时代赋予翻译学人的任务，必须立足我国文学、文化特点，严格区分“译入”与“译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向，整理近代中国学者汉译外实践资源，开展理论思考。4.当代中国译学研究话语构建20世纪中后期，西方翻译理论大量涌入我国，一方面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研究者引入西方理论时，批判意识薄弱或惰性因素作祟，对西方译学观念基本是不加分辨地直接套用，这在曲解西方译论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主体性。面对“众多翻译理论学者侧重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材料，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张柏然、辛红娟2008：80）的严峻形势。为了满足构建中国译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历史需求，吴志杰在张柏然翻译思想的指导下，以“和合学”为基础，提出构建“和合翻译学”的构想。吴志杰（2011：13）强调，和合翻译学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完善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和合翻译学”试图从中国古代理论思考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和因素，将古代译论形态转化为现代译论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张柏然力主的“中国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当代中国译学研究话语的构建，需要研究者在现代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国古代译论资源，把其中的体系与各种术语的有用成分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赋予新义，使之实现与中国当代译论的有机结合。胡开宝就目前国内翻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语料库批评译学研究及其话语构建为例展开探讨。他认为，国内的翻译研究依然是一种消费型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很少，主要问题表现如下：其一，应用翻译学研究过多，理论翻译学研究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其二，翻译过程研究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加强；其三，译学理论研究多为西方理论的背书式研究，原创性差强人意；其四，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五，口译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口译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六，关于翻译本质和翻译现象的诸多理论问题悬而未决。胡开宝还指出，学界应当重视翻译研究的“六观”，即学科观、文化观、历史观、现实观、认知观和经验观等，积极开展过程导向和功能导向的描写性译学、以中译外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批评译学研究和语料库口译研究等，推动实现译学研究的创新、建立译学研究新范式。5.结语本次研讨会以解读张柏然翻译思想为旨要，深入探讨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跨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问题等，最终落脚于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张柏然立足传统和当代，放眼中国与西方，坚持翻译本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之路上不懈求索。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学术上的卓越建树，更有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求真向善的治学风范。我们应当继承张柏然的未竟之志，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和未来，梳理中国翻译经验，构建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书写属于中国译学的辉煌篇章。参考文献吴志杰，2011，和合翻译研究刍议[J]，《中国翻译》（4）：5-13，96。许钧、穆雷，2009，《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辛红娟，2005，从对话理论看双语词典编纂者与读者的互动[J]，《外语与外语教学》（2）：55-58。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2018，《杨宪益翻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张柏然，2008，顶天立地搞科研领异标新写春秋——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纵横谈[A]，《外语教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柏然，2008，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J]，《中国外语》（4）：1，85-86。张柏然、辛红娟，2008，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课题[J]，《中国外语》（3）：79-82。张柏然、姜秋霞，1997，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2）：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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