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学话语体系构建 ——新时代翻译研究(2)

2.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性能够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根本属性，主要是因为“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翻译自身，还要放眼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必须不断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同时力求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许钧、穆雷2009：17）。新世纪以来，张柏然在多个场合呼吁翻译学界在交叉学科之间寻求切入点，发掘新思想，在他看来，现代科研课题往往需要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因为现代科学研究的课题大多处于几个学科的交叉地带。这对于只精通一门专业的学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翻译学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哲学、美学、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信息科学、思维科学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张柏然2008：4-5）。因此他呼吁学人们从两门学科之间搜寻目标和具体课题，收集材料和论据，悟出新的论点，引出有益的思想，开展研究工作。

刘华文对当下翻译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儒家思想不断改变自身学理边界的模式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学理定位提供了参考，翻译学可以通过与其他不同学科的交叉，不断变换边界，丰富学理内涵。如何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对于这一问题，刘华文指出，翻译研究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理论性上，对已经“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文本的理解，可以与语言学、叙事学、诗学和哲学四个学科的理论开展交叉融合研究，既可以做到“贴地而行”的实践指向的研究，也可以做到“凌空而飞”的理论指向的探索。依托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宏阔历史语境，校准上述四个学科领域中可以与翻译思想研究相互跨越的理论方向，既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又有益于翻译学自身的学理建设。

祝朝伟探讨了“后现代哲学视域下杂糅文本的翻译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廓清后现代互文性与差异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类在后现代语境下得以凸显的“他者”，为我们重新思考翻译的定义、可译性问题与翻译伦理问题带来新思路。

研讨会分论坛代表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研究、特殊用途文本译介等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了广泛探讨，由此可见跨学科研究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边界，更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我们在拥抱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应时刻保持翻译学科研究的理智与自信———翻译研究的本体只能是“翻译”，研究者在运用相关学科成果或方法研究翻译问题时，应将整个研究落实在翻译上，围绕翻译的基本问题展开，不能让翻译研究落入外围研究的境地。

3.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在当下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下，与会学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传播，将目光投向非严肃文学翻译与传播，如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中国科幻小说如《三体》《北京折叠》等，网络小说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甄嬛传》等在国外的良好传播效果，让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或许可以另辟蹊径。陈伟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涉及一对张力，张力的一端是对内，即为什么要走出去；张力的另一端是对外，即国外读者的接受理据。国外读者的接受问题并非简单化的个体问题，应当置于个体受众所处的宏大社会环境背景中去考察，比如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阻抗问题，还有宏观的文化或价值观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偏好问题。任何一种翻译行为、翻译实践，都不是独立的，也都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翻译实践或某个翻译产品的产生最终仰赖于特定参数的张扬，如何对这些参数进行平衡，仍值得人们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根本目的是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但文化软实力很难界定，这也是正统严肃文学在国外接受情况不太理想的原因之一。要达至时代赋予翻译学人的任务，必须立足我国文学、文化特点，严格区分“译入”与“译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向，整理近代中国学者汉译外实践资源，开展理论思考。

4.当代中国译学研究话语构建

20世纪中后期，西方翻译理论大量涌入我国，一方面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研究者引入西方理论时，批判意识薄弱或惰性因素作祟，对西方译学观念基本是不加分辨地直接套用，这在曲解西方译论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主体性。面对“众多翻译理论学者侧重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材料，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张柏然、辛红娟2008：80）的严峻形势。为了满足构建中国译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历史需求，吴志杰在张柏然翻译思想的指导下，以“和合学”为基础，提出构建“和合翻译学”的构想。吴志杰（2011：13）强调，和合翻译学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完善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和合翻译学”试图从中国古代理论思考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和因素，将古代译论形态转化为现代译论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张柏然力主的“中国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当代中国译学研究话语的构建，需要研究者在现代译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国古代译论资源，把其中的体系与各种术语的有用成分最大限度地分离出来，赋予新义，使之实现与中国当代译论的有机结合。

文章来源：《职教论坛》 网址: http://www.zjltzz.cn/qikandaodu/2020/1113/507.html